毛主席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，职位上的三起三落便是其跌宕人生的生动写照。在诸多挫折中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被解除兵权一事，尤为惊心动魄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同意解除毛主席兵权的表决名单中，竟有刘伯承元帅的名字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？此后，他与毛主席的关系又是否受到影响？

回溯历史，宁都会议前，红军内部因军事路线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毛主席经过长期斗争与对国情的深刻洞察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军事策略。然而，共产国际代表及部分留苏的中央局领导却坚持认为，红军壮大后应优先攻占大城市，以推动全国革命迅速胜利。

当时，全国革命形势看似一片大好，中央红军人数近三十万，甚至出现 “集团军” 编制。但实际上，反动派在城市的统治依旧稳固，敌人力量极为强大。毛主席深知这一形势，主张暂不攻打防守严密的大城市，而是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发展工农武装、发动群众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周恩来、朱老总等诸多一线指挥员都表示赞同。

1932 年 9 月 25 日，面对蒋介石集团的重兵围堵，毛主席、朱老总指挥红军连克乐安、南丰、宁化、宜黄四城。此时，他们却接到中央局命令，要求进攻吉安、抚州等重兵把守的军州。此前，朱毛周等领导已多次 “抗命”，只因该命令不切实际且风险极大，他们力求保存红军有生力量，避免攻打大城市。

双方分歧在此时彻底爆发，宁都会议上，中央局指责毛主席的做法是 “上山主义”，甚至称其 “消极怠工”，并提出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。当时，刘伯承担任红军学校校长，虽级别不高，但他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系统学习，是留苏学院派的代表，被称为 “党内孙武”，因此被邀列席此次会议。

在表决前，面对领导的询问，刘伯承因在苏区工作时间短，与毛主席直接共事机会少，对毛主席的工作风格和能力并不熟悉。

他所了解的毛主席受共产国际观点影响，且自身接受的是苏联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军事教育，所以站在了中央局一方，建议毛主席让出红军指挥权，调往后方负责地方行政工作。最终，宁都会议决定让毛主席离开军事指挥岗位，此后直至遵义会议前，毛主席失去了红军指挥权。

毛主席对被剥夺军权一事十分豁达，自嘲为不灵的 “木菩萨”，直到遵义会议才重新被重用。而毛主席离开指挥岗位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，红军虽依靠之前的经验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，但这种游击打法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央局的不满。随后，共产国际派李德担任三人军事小组负责人，刘伯承被提拔为红军总参谋长。

李德崇尚 “拼命主义”，对毛主席的游击战术不屑一顾，主张阵地战。结果，第五次反围剿中，红军采用李德的打法彻底失利。在此过程中，刘伯承亲眼目睹正面交锋的惨重损失，开始对李德的指挥表示强烈反对。他向李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，认为红军损失将越来越惨重。

与此同时，包括王稼祥等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也逐渐意识到，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能让红军走出困境。但遗憾的是，当大家达成这一共识时，第五次反围剿已失败，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，踏上长征之路。

很多人以为，宁都会议上刘伯承站在毛主席对立面，此后会遭到针对。但事实上，在后续的战争岁月里，毛主席依然给予刘伯承充分信任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刘伯承担任 129 师师长；解放战争中，他领导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；新中国成立时，刘伯承成为十大元帅之一，其军事才能得以充分施展，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篇章 。